【读书】一忍增加十年的修行
在这里的一段光阴，还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初到台湾时，已略为感觉到佛教对文教的忽视。在大陆，我担任过小学的校长、老师，但是没有人重视这种文教的经历。
比方，有一次我在写文章，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呒饭呷（国语：没有饭吃）唷！”
我才发觉，原来在这里，一般人都不会重视文人。歇息写些文章的时间都不得有，得要付出劳力，才算工作。虽然如此，有鉴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也就不理会他人的看法了。
感谢圆光寺对外省人的收留，后来才有在美国纽约市东禅寺的方丈浩霖法师、澎湖观音亭的广慈法师、在菲律宾隐秀寺住持的自立法师，宿雾普贤寺住持唯慈法师、松山寺的弘慈法师等，这些善缘都要感谢圆光寺的缘分。
一忍增加十年的修行
一九五三年元月，我到宜兰弘法，一开始就很注重青年的集会。例如，我向“教育部”立案文艺补习班、青年团、弘法队、歌咏队、学生会、儿童班等，但这都是短期的教育，一时也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我改变方向，想从幼教开始。因为办一个幼稚园，幼稚园会有固定的老师、固定的教室、固定的人马，我可以借这许多固定的人马来发扬佛法。比方，带小朋友到各级学校、工厂表演，还可以动员幼教老师帮忙弘法。
经过了一段千辛万苦的时期，幼稚园两间教室终于快要成功了，当时也已经外派四位女青年到省教育厅办的师资训练机构里学习，只要她们回来了，就能为我担任幼稚园的各种工作。
不过，幼稚园还必须向政府登记，向政府登记就必须要有董事会。我虽没有行政经验，不过我一听，就知道该如何筹办董事会，我虽没有认识的信徒可以来做董事，但知道董事里必须有一些具备教育经验的人士参加，这些人士在董事会里总数要超过三分之二。因此，我邀请宜兰高中老师程郁尊，宜兰念佛会资深信徒甘素月、郭爱、李决和等人入会。
十几位人士的名单送到市政府后，大家也准备好要开会选董事长。经过郭爱居士的建议，宜兰市公所一位退休的科长张老先生也来参加，当然来者都是有缘人，我都非常欢迎。会议开始，首先由我担任主席，那时我心里想，董事会大概会选我来担任董事长，因为，我得建设房子、要盖许多教室，还要订定许多政策、文化发展、筹募经费等，我以主席身份跟大家提到要选一位董事长，热心的郭爱居士赶紧说：“是我邀请张科长来参加，我要推举张科长做董事长。”当时我吓了一跳，只剩下一个月筹备，幼稚园就要开学了，董事会不但要上呈许多报告，还需要到教育局里办理许多手续，这下子，幼稚园不晓得来不来得及开学？
不过，当时张科长也没有推辞的意思，我就说：“张科长，大家选你做董事长，这个会议就请你来担任主席吧。”于是他就上台，我就下台了。
就在这个时候，做记录的宜兰高中教师程郁尊先生，立刻把笔往桌上一掼，大骂：“为什么？这一点佛法都不懂吗？幼稚园当然是法师做董事长，怎么随便找了人就来做董事长？”
那位张科长一时也搞不清楚情况，不知道大家发什么脾气，只有愣愣地站在台上。
程郁尊先生又说：“这个会，我不参加了！”说完就生气离开了。
现场一团乱，大家就怪罪郭爱：“你怎么可以叫别人做董事长，不让师父做董事长呢？这是佛教念佛会办的幼稚园啊！”
郭爱说：“师父可以做园长嘛。”
“师父怎么可以做园长？幼稚园园长都是女众担任的，园长和董事长不同的。”
“那这样好了，那我们再请师父做董事长好了，请张科长下台，别做董事长。”
但是那位张科长说：“我已经来了啊！”
其他人只好再劝说：“张科长，董事长还是请师父做，还是要请你下台吧。”
张科长一直站在台上。
其他人只好又说：“让师父做董事长，你不要做，你做董事就好了嘛。”
后来张科长下来了。
大家说：“师父，请您再继续做主席，我们大家选您做董事长。”
经过这几番折腾，我心里实在很困扰。心里有许多的挣扎，虽然上到主席台只有十步路，却感到有十万里路的遥远，难道我还要再回头，去争个董事长吗？我也不要。为了选举，场面要这样难堪吗？我也不愿意。既然大家最初没有要我做董事长，那我就不要好了，不是因为生气不要，而是既然没有诚意，就不要了，幼稚园也不是我独资建设的。
其实，我那时年龄也不是很大，说来也是年轻气盛，心里感到很委屈，叫我下台时，已经是一个耻辱了，让我下了台后，又要再上台，这更是一个耻辱啊！感觉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又踢去。
接着我又想，就短短几步路而已，只要能一鼓作气上台去，幼稚园就能成立，就能开学，送出去的四个青年就能回来教书，就有职业；假如我不上台，这出戏后果怎么个唱法我不知道，但幼稚园必定不能开学，修学回来的青年老师也必定无事可做。
我的思绪千回万转地激荡着：什么叫难堪？什么又叫荣誉呢？我上去就有幼稚园，不上去就没有了！“我”有这么重要吗？幼稚园比“我”更加重要。只要我忍一下这个难堪，不就有一个幼稚园了吗？最后，我终于又再上台。董事会开完后，幼稚园也顺利地成立了。经由这一次这样的忍耐，我觉得自己的修行，着实又增加十年。筹备幼稚园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忍耐。例如：幼稚园要开办了，没有石灰粉墙，就找负责采购的郭爱，我说：“爱姑（郭爱），要开学了，墙赶快要粉刷一下。”她就跟我说：“我家松年（郭爱侄儿）讲，念佛会经费不足，没有钱不能粉刷。”我一听也很自在，喔！没有钱，不能粉刷。
过了几天，工人在粉刷，我说：“不能啊，不能啊！我们没有钱，不能粉刷。”
刚巧，爱姑从旁经过说：“我们家松年讲，不粉刷难看，还是要粉刷。”
总之，不要做，也是松年讲的；要做，又是松年讲的。那我们在这里究竟算什么呢？当时听了这个话，有地洞都想躲下去，实在令人难堪，也感到很难为情。我何人也？为何在这里受耻辱，一点尊严都没有吗？我哪里是个传教师，是个师父？我算什么呢？真是感叹不已。想想还是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来了，也要忍气吞声。
所以，为了办这个幼稚园，我真的增加了十年的修行。日后我也明白，为了成功，必须多方忍耐！能忍，你的功行就会增加，就能成功。
忍是解决万事的争端
我和林松年居士在佛教里共事，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是一个有为的青壮年绅士，思维敏捷、做事快速，当时我曾想，假如宜兰县的县长由他来担任，县政发展一定是一日千里。可惜，他只是开一家“生美旺”工厂，做个老板。
林松年有着日式的思想，基督教的个性，是一位热忱的佛教徒，在宜兰念佛会皈依法名叫“觉尊”，全家都非常热心护持佛法。尤其，林居士的阿姨郭爱是一位助产士，我的年纪足以做她的儿子，郭爱却把我当作父亲一般地孝敬。
林居士非常聪明，性格孤傲，对人具有影响力、说服力，却经常得理不饶人。我之所以能到宜兰，与他在幕后促成有关，但他不肯直接邀约我，怕负担责任，他便叫空军军官马腾居士，和天理堂香铺店的李决和居士，一再邀约我去宜兰。但实际上，到宜兰后，跟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林松年居士。
林松年能力很强，我就邀请他担任宜兰念佛会的总干事。他确实很有指导能力，常常来对我说，希望念佛会要这样做，或要那样做；今天一个主张，明天又换另一个主张，甚至，我都来不及跟在他后面变化。
但实际上，我对于人间佛教的看法以及一些新风格，他的确提供我不少意见。例如：唱歌、游行、敲锣打鼓、提灯布教等，这许多新意的弘法方式，让原本初来乍到还有所顾忌的我，经过他的支持后，我也乐得随顺成就了。
他的性格粗枝大叶，可以说是粗鲁。我在念佛会小房间的门，经常都只是虚掩着，每一次他来，都不用弹指敲门，也不讲话，就像日本军阀一样，用脚一踹，“啪！”就把门踢开，接着“砰！”一声，看到我：“哦，你在啊！”我一看到他：“喔，林居士您来啦。”他一来，繁言赘语都没有，直截了当说想要做什么。
他也有几次的作为，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地不欢喜，甚至难以忍耐。例如，我支持慈惠、慈容她们到台中学习幼教师资训练班。他就问：“你有帮助她们费用吗？”我说：“有一点。”他立刻朝桌子大力一拍：“你要死喔？你为什么要帮助她们？”
我听了这个话，除了觉得林松年太粗鲁之外，其实更叫人忧心的是佛教的前途，我们佛教送青年人去读书，培养人才，这有什么不好？现在天主教、基督教举办道德重生委员会，早就送了几百个人到海国留学去了，我们只送两个年轻人去学幼教，难道都不能支持他们吗？
后来想想，他也是爱护我，舍不得我花钱，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钱，一时有这样的激动，我就原谅了他。
有时候客人来了，大家一起吃早饭，桌上放有三四盘菜，这也很正常，可是他当场就说：“你们吃得这么好！还算出家人吗？”我觉得他对客人实在很无理，对僧宝也有侮辱，这样出言不逊，实在欠缺礼貌。
有一年，雷音寺举办念佛法会时，大佛张开眼睛了！佛像怎么会开眼呢？我想，信徒的话或许有差错，于是就在绕佛之后把林松年从大殿里叫出来，问他佛像有没有开眼呢？
没想到，他就在大殿外对我大吼起来：“怎么会没有开眼啊！你不相信吗？”可见他性情极为激烈。我知道他的信仰很积极，他的意思是说，佛像真的开眼，你能不相信吗？对于他这种大吼大叫的行为，解释起来就是这样，我能了解也就不计较了。尽管那个时候的我，也相当年轻气盛，只有一忍再忍，平安无事就好。
还有一次，他激动地说：“你看！现在念佛都是一些老人，年轻人都不来念佛，都去唱歌，唱歌、唱歌，唱什么歌啊！”
我想，度青年需要循序渐进，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叫他们来念佛啊！只有让他们先唱歌，再慢慢让他们认识佛教，这其中必定会有一个过程。
但是，他向我这样吼叫，好似我是他的部下，连职员都不如，甚至像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哪里有个法师的尊严呢？但是我总想到，毕竟他也护教爱教，虽然常常意气用事，我应该要冷静地对待他，所以也就不气他了。我们在幕后常常这样吵吵闹闹，双方持不同看法长达一二十年，但他不是跟我处不好，彼此也没有私人的过节。
有时候他出言不逊：“法师！你们都叫僧宝，把佛教都宝得没有了，你看，人家基督教都叫牧师，要牧羊啊！要度众啊！名字要更改啦！”我就顺应他的话回答说：“对的，对的！应该要度众！”我们也就争执不起来了。这就是这么多年，我们之所以能相安无事的主要原因。
有一次，他问：“为什么都要法师来讲经，难道在家人不可以讲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来讲。”于是他定了某天某时要在寺里讲《阿弥陀经》。到了那一天，所有信徒都没在寺院出现，他很不高兴，看到慈惠和慈容的时候，对他们大喊：“你们为什么不来听我讲经？”大家从他旁边走过去，边走边应付他说：“等一下！等一下！待会儿就来。”从此以后，他也就不再提要讲经的事了，因为大家都不来听他讲话。
虽然他热心佛教，但对佛教的信心还是不足，因此，他常常会受到新的见解及新的意见影响，或者经常看一些日本的书籍，就跑来跟我说日本的佛教这样那样，要跟我叙述讨论起来。他对中国佛教虽然尊重，有时不免视野狭隘，这算是他在信仰上的缺点了。
林松年对我极度不礼貌，大家顶多也只是觉得林居士没有风度，总之念佛会的大家都很畏惧他，没有人敢说他，只有我不怕。好比他的性情火爆，但二十年中，我没有和他发过脾气。只有一次，在他骂信徒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的脾气一直得罪别人，从今以后，我要半年不和你讲话，以示我对你的不满。”
他对于我半年不和他讲话，感到非常痛苦。其实说来，这也是我对徒众的管理学当中，最佳的妙法了！
我记得林松年的太太李瑞娥相当贤惠，是一位贤妻良母，母亲也是一位老修行，林松年倒也很合乎做一个家长，三儿一女都非常孝顺也很优秀，大儿子林锡之在美国当议员，小儿子林锡勇在西来大学担任总务长，可以说，他们一家对佛教都很有贡献。只是说，我与林松年能和睦相处，都没有任何一点争执，大家相安无事，原因就是，幸好我还有一点忍耐的功力，不然如何能做得到？
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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