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的心理救赎：成长不仅孩童
在汶川完成为期三年以上的“灾后心理重建计划”后，她所在的林紫心理机构又将模式延续到芦山，对口支援当地的幼儿园。至今已有两年多。
为什么专注孩子的心理重建？为什么需要三年？三年以后呢？
“来看看我们的幼儿园吧。”
想让他们轰轰烈烈演一次！
从雅安进入芦山的山路，依然在修，进入需绕行，多花了1个半小时。吴霞和王明燕已经往返过无数次了。
五月的芦山县城，气温比成都低几度，处处是重建的迹象，耸立的脚手架以及标语……体育场旁的灾民安置板房还在使用，不过道路对面就是几栋即将修建完毕的商品住宅。
县幼儿园的原址位于老城中心，地震中的校舍，已被清理，如今借用了位于新城的第二幼儿园部分校舍。新的园区正在重建，计划今年九月迁入。为了能把临时使用的大楼装点出幼儿园的气氛，老师们干脆因地制宜，用扫把、簸箕做成娃娃。
人的心理重建，也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灾民安置点，户户门前几乎都贴着“平安”“吉祥”字样的对联。最夺目的是自种的鲜花，大红大紫。主人笑指一盆映山红：“喜欢的话，搬一盆走。”
接触到的公务员们、教师们，两年来一直实行“5+2、白加黑”工作模式，现在渐渐松绑，“可以喘口气了”。
有幼儿园大班的家长向园长纪陈琼表达心愿——园长，两年了，孩子都快毕业了，也没有正式演出过一次，我们做家长的都没有感受过那种为孩子买衣服、准备演出的激动……
纪陈琼能感受到那种释放的渴望。震后重建，各方都心力交瘁。老师、家长、孩子们，都需要出口。虽然排节目很累，但仍暗下决心：“这个六一，让他们轰轰烈烈地演一次！”
为节省资金、也使收费透明化，老师们选定款式后，就将淘宝上所有相同服装的不同价码“截屏示众”，让家长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排练期间，孩子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期待：“我要穿新衣服！”一同参与的家长则要安慰：“新衣服得六一节才能穿上呢。”
吴霞很有劲地观察着，同时也不放心地悄悄问园长：“这次尼泊尔地震，孩子们知道后，没有什么反常吧？”
为什么要格外关注灾后儿童心理重建？机构的创始人林紫作了一番解释：
人的安全感建立时间是0到6岁。在这个阶段中，孩子需要完成的心理发展任务是“要能够信任周围的世界”——“我的内心感受可能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但是不是有人能够给我及时的情感呼应，这样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相信有人可以帮助我”。
第二是“信任自己”——“我可以被允许用我自己的方式探索这个世界，并且我的探索是被保护的，且得到的反馈是友善的。”
假如在这个关键期，遇到突如其来的、特别重大甚至颠覆社会秩序的巨大事件影响，伤害就比对成人来得更为剧烈。
另一方面，儿童的创伤还可能因为成人的不当处理，受到二次创伤。
林紫记得汶川地震时遇到过一户家庭。年轻的夫妻俩育有两女，姐姐近两岁，妹妹11个月。地震时，夫妻俩带着妹妹在外地打工，逃过一劫，而留给外婆带的姐姐，则与外婆一起遇难。此后，夫妻俩从原本恩爱的状态变成了每日争吵。原本健康的小女儿，也在地震后，不断生病，精神状态不佳。夫妻俩觉察到孩子的状况可能和两人关系有关联，于是主动找到心理关怀站。
心理咨询师了解后发现，爸爸更偏爱大女儿，所以每次看到小女儿都会有情绪，甚至会罪恶地想，为什么当时地震时带在身边的不是大女儿……但同时又觉得愧对小女儿。而妈妈觉察到爸爸的这种情绪，就愈发保护小女儿。敌对愈发明显。
咨询师于是先帮助父亲处理失去大女儿后的情绪，再逐渐帮助夫妻俩人之间由敌对变为互相支持，最后再进行整个家庭的干预。
“若在早期缺少这方面的援助，孩子所受的冲击会在成年以后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林紫说。
我们自己来做“心理援助”
心理援助，起步不易。
从汶川，到芦山，再到马航失联……社会对灾后心理重建的认知，是在逐步提升的。
7年前，5月13日，汶川地震发生第二天，林紫召集了林紫机构几位有地震援助经验的专家及工作人员紧急碰头——“该做些什么”。
最初打算捐资。致电当地，希望能“专款专用”于心理援助，对方的反馈是没有“心理援助”这一项，也不知该怎么做。
“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来做。”林紫说。
大家商量出三年“灾后心理重建计划”初步规划。三年，是国际上对灾后心理重建应持续时间的最低共识。又按三年，做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规划。
5月16日，第一批三位专家抵达灾区。现场无序，救援没有据点……专家们一个个帐篷、一个个活动屋地走访、排查，与灾民聊聊天，从中了解家庭结构、伤亡人员、孩子的年龄等；向一些单位提出心理援助，被“婉拒”。
三位专家很感激都江堰当地一位卫生局局长。当时，他们拿着推荐信、专业证书，恳切阐述援助的初衷和规划，赢得局长的信任。局长手写了“批文”，签名时无奈道：“印章都被埋在废墟里啦。”
有了“批文”，工作开展逐渐顺利，陆续建立了5个工作站点，搭建起两个帐篷，主要面向14岁以下青少年。开始孩子们还不会主动前来。接触多了，就开始渐渐聚集，每天有七八十位来到站内参与绘画、游戏、阅读……到了后来，甚至会排起长队等待，晚上也舍不得离开。
没有大旗，但总要有点标识，干脆直接写上5个大字“心理关怀站”。几个大字当时吸引了不少媒体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从汶川地震中，灾后心理援助的概念开始为更多人所知，却又有了被歪曲的解读。
芦山地震发生后，芦山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岑永福记得，当时接待的光是来心理援助的队伍，就有不下20支。
据他的观察，队伍也参差不齐。有些队伍，还没做什么事，就忙着挂横幅、拍照。还有的，研究的目的性强，帮助做得少。有灾民反应，自己被要求填写过十多次问卷，后来干脆乱写。当时有心理学志愿者提出：“如果不能持续地进行心理援助，就不要直接和灾民接触。”有序，是援助的前提。
两年下来，如今持续在芦山继续做心理支援的，还有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公益组织壹基金等几家机构，各有重点。其中，林紫专注于幼儿心理。
“延续性的、长期的心理支援，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当时看到林紫提出的三年计划，很具体、也可行。所以，当然要把好的资源直接对口到最需要的地方。”岑永福说。
直击孩子的内心
黑色的、大面积尖锐的线条；黑色的地球，流着泪；怪兽；倒塌的房屋……绘画疗愈是干预方法的一种。“心理学上的记忆可以分为陈述性和情绪性，一个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讲，但是他的情绪性记忆是存在的，绘画可以避开我们用语言沟通的这个弱势，让他们不被干预地绘画，让他们将心中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东西、一些情绪性的记忆表达出来。”
林紫记得，一个失去妈妈的小男孩画了妈妈倒在血泊里。“看到这样的画，我知道孩子现在的状态很不好，他需要陪伴和丧亲辅导，需要深层安全感的重建。”
吴霞遇见过一个12岁男孩，不管问什么都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应，看上去很乖。他的画面上，只有一张娃娃脸，没有手脚也没有身子，嘴部是悲伤地朝下弯着的。男孩说，那是自己，爸妈都没了，只剩下自己了。
“从这些画里，你会觉得，虽然孩子那么小，但是每件发生的事他都会知道，它们都是有关联的，对孩子的成长都会有影响。”林紫说。
而孩子每天在画的过程，就是改善的过程。
开始孩子们总画怪兽，但渐渐，怪兽旁边就会有了一个奥特曼。孩子们会告诉义工，这个奥特曼是谁。“其实，这正是他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心理力量。”
色彩也会变得明亮，然后倒塌的房屋慢慢会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
心理救援是在做什么？林紫做了一个比喻：经历了灾难的孩子心里，有一条浑浊的河流，挟带着恐惧与痛苦记忆的沙石；而心理救援就是给它注入清亮的河水，并在一个蜿蜒平静的河段，让这些沙石沉淀。
教师杨雪发现班里一位孩子地震后开始反复尿床；
地震发生三天后，前往北京避难的乐天一家在火车站，听见行李箱压过站内通道上铁板时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时，乐天立刻严肃通报家人“地震来了！”一段时间后，北京下起暴雨，雷声隆隆，乐天再度以为是地震，紧紧抱住奶奶；
纪园长记得，让孩子们画画时，只有一位孩子的画用了大量尖锐的黑色线条，后了解得知，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姐姐。
纪陈琼和老师们一起梳理出需要干预的十位孩子，专门请林紫的专家做了一次面谈。
林紫说，两次地震中采取的干预模式并不相同。汶川受灾面积大，受灾群体复杂，整个社会秩序都在重建，需要长时间来恢复，所以采用排查式干预；
而到了芦山，采用的是预防式心理治疗。一方面是伤亡人数不及汶川，另一方面，由于心理援助的普及，机构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雅安市教育系统的牵线搭桥，可以更系统地对口一所幼儿园进行安全感重建。
“输血”更要“造血”
建立4·20援助方案之初，心理咨询师们一致同意，这一次“要更多地隐身”。
所谓“隐身”，是不能只有“输血”功能，更要有“造血”功能。要透过当地的老师，帮助孩子。
吴霞是在汶川时感受到这种“隐身”的必要的。
她离开汶川时，那些平日里共处的小朋友并没有太多举动。“其实当时，我有点失落，心想走的时候孩子们也不送送我。
“可当我到了飞机上以后，我突然发现，背包旁边的袋子有好多好多的小纸条，一抽出来发现全都是孩子们写给我的——‘老师走好’、‘老师像妈妈’等等一大堆，还有一些画，当时我好感动，眼泪就唰唰地往下流。”
“这些孩子非常含蓄，他们会觉得当时告别也许老师也会难受，所以选择了写纸条。我突然意识到，写这些字条的孩子，已经对我们这些外地的心理咨询师产生了安全感和依赖感，但当我们走了之后，对于学生，却是一种分离。可能又对他们造成了二次伤害。”
问题发现之后，机构立刻买了黄色T恤，作为一种制服，让孩子们觉得，老师虽然变了，但做的事、对他们的爱并没有变，还与他们同在。于是他们看到这件T恤还是会扑过来。
还有一次，吴霞也代表过市级导师专家去对雅安进行心理援助。“当时的有些安排是直接到学校去，但我提出，不能这样。你想，你是跟初中生，高中生搞活动。上海来的老师都是短时性的，你没有作业，你又是受过培训的，课上得当然会不一样、会很开心。可当你走了后，学生们对老师就会有意见啦：‘人家上海来的老师怎样怎样.......’ 那当地的老师怎么上课？”
“所以要调整我们支援的方式，哪怕我们有好的方案和想法，也不要直接面对学生，拿出来教给当地老师，或者只是坐在课堂边，在老师有需要时辅助一把。这样当地老师和学生的链接就强了，效果就会比我们直接的干预要好很多。”吴霞说。
当然，造血之前，还得先输血。芦山地震后，林紫亲赴一线，为老师们进行团队辅导和减压。
当被问到“来生是否还做老师”，20多位老师，只有一位新老师说了“我愿意”。
林紫说，你能够感受到老师的压力，但也恰恰说明，大家都把心打开了。
再听理由，其实每一个都令人感动。有人说自己既当母亲又当老师，角色发生冲突；有的说，教师这个职业容易情绪枯竭，积极的情绪用光以后，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候就会比较低落； 还有小学执教经历的老师，“唯恐自己的哪一个做法会对孩子的将来不利”，她觉得幼儿园如果不能养成好的习惯，那么到了小学后孩子肯定会被老师折腾……
团队辅导中，纪陈琼哭了。作为园长，震后重建的事务纷繁冗杂，“原以为压力只是自己一个人在担，但现在发现，从她们（老师们）表达的担忧、提出的建议来看，都在为幼儿园的发展尽力”。
“其实大家是在借着灾难共同成长，大家发现彼此放下自己内心的防御和戒备后就走得更近。虽然每个人都在说自己不想做老师，其实表达的是对孩子的爱。自己害怕担不起来的压力，其实互相之间可以支持。这正是我们‘造血’的一部分。”林紫说。
心理重建要延伸外延
吴霞一直记得那个啃手指的孩子。
两年前第一次见他，还是四岁。他不与其他小朋友玩，一个人呆在角落里啃手指。地震后，由于啃得越发厉害，手指被啃破，都被裹上纱布，每天还得去医院换药。爷爷无奈，劝、打、骂都试过，没用。
吴霞为爷爷和孩子一起做了访谈。走近靠在角落里的孩子，她的第一句就让孩子抬起了头。“啃手指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也啃手指，很多小朋友都这样，你看我都是大人了，这并没有什么……”她学着孩子的样子，把手伸到自己嘴边。
孩子有些惊异，眼睛看向了吴霞，逐渐愿意向这位婆婆靠近，最后就坐在吴霞老师的腿上。
吴老师感到了孩子的信任，再问：“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咬手指啊？什么时候咬得最厉害？”
孩子想了想，回答得清晰：“他们骂我，我生气的时候。”
“那生气的时候，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孩子又想了想，小心翼翼问：“我会跺脚，或者朝他们喊……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吴霞很干脆。
“睡觉的时候，如果拿着玩具枪，我可以管住自己不啃。”
“那就拿着玩具睡。”
……
那一次面谈，令孩子的爷爷感触颇多。孩子由爷爷奶奶带大，奶奶是小学老师，相对强势，要求孩子一定要按照她的标准来做。但其实，“理解”要比“强制”更重要，“咬手指”等坏习惯并非是“不听话”“屡教不改”，更多时候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体现。如果不被理解而要强行制止，则会恶性循环。
半年后的再次家访，吴霞还有些担心，不知那次的干预之后是否有效。
结果一进门，满脸笑容的孩子又一把抱住吴霞，还拿出在幼儿园的画作，解释背后的意义：“这个是小蜗牛，他在找爸爸”“这个是太阳公公，它的眼睛被晃晕了”……
林紫认为，“啃手指的男孩”其实不是个例。家长们有时并不理解孩子举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可能夸大了地震等外因，忽略了自身对孩子的影响。而咨询师的干预可以帮助他们把背后的这些因素梳理清楚。
“心理重建，不仅仅是灾后早期的心理干预，还包括孩子的长期的心理重建。我们的目标是给孩子从内而外建立安全感，那么无论他们今后会经历什么，都会提高自己自救的能力和应对变化的心理弹性。”下一步，林紫希望将心理重建的范围慢慢地扩展到社区、社会的层面上。比如帮助建立幼儿园的家委会，让家长了解到自己角色的重要意义，要跟老师同时来担负起让孩子健康成长的义务，还要交给家长们方法。
“当孩子受到了良好的支持和干预，他会在整个社区的系统中，呈现良性的互动。”林紫说。她说起汶川地震心理关怀站的一幕：
那时安置点会来很多孩子，绘画、跳舞、看书。有一位沉默的爷爷，在地震中失去了孙子，也每天都准时来到安置点，一句话不说，就坐在一边看着。
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几位五六岁的小孩，自发地在这位老人面前一字排开，给老人表演节目。过了一会儿，爷爷就被逗乐了。
我记得，那是老人震后的第一次微笑。
（本文转自5月23日解放日报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