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埃博拉疫区十日记

塞拉利昂当地时间11月10日0时左右，经过近40小时辗转，首批中国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携带的培训所需物资足有100多个箱子，两吨重。

 

塞拉利昂是目前西非国家当中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弗里敦则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疫情也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这支来自中国的培训队由12人组成，包括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以及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寄生虫病所、艾滋病中心、健康治疗中心和国家卫计委疾控局的人员。

 

“他们现在最缺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培训队队长、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说，根据反馈，当地非常缺乏在社区层面做公共卫生管理的人员，这些人将是培训的重点。

 

目前，中国已向西非埃博拉疫区国进行了四轮援助。第四轮援助的重点逐步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以多种形式支持防疫治病，最大亮点就是进行公共卫生的“软援助”。中国援塞防控埃博拉公共卫生培训项目将在4个月内为塞培训4000名社区管理人员和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转眼10天已过。《健康报》记者曹政随队深入疫区，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埃博拉疫区，以及中国专家的工作点滴。

 

车水马龙的背后，疫情依然失控

 

和想象中的疫区不同，弗里敦市中心人声鼎沸。当你在狭窄的道路上堵车，看着头顶着各种货物的商贩在道路中来回穿行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这里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异样。

 

但事实远比能够看到的严峻。密集的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糟糕的医疗条件，让看不见的病毒更加肆虐。目前，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尚未得到控制，截至11月16日，塞拉利昂共确诊埃博拉病例4967例，其中首都弗里敦所在的西区就确诊了1627例。由于这只是依靠实验室检测结果得出的数据，因此实际疫情可能会更高。

 

但与几个月之前相比，稍让人乐观的是，塞拉利昂的疫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在前往弗里敦的航班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专家和科研学者。“各路精英都来这里了。”在飞机上坐在记者身后的是一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她说，“在塞拉利昂简直可以开世界病毒学年会了”。

 

此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援助队伍已经在塞拉利昂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截至9日，中国实验室在过去43天内共接检埃博拉病毒样本1501例，其中786例经检测为阳性样本；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留观中心共收治258名埃博拉留观患者，其中包括138例确诊病例。

 

中国培训队的到来则有助于解决另一难题。在世界各国和国家机构的帮助下，当地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防控埃博拉疫情的SOP（工作流程和指南）。实际上，SOP本身已经足够科学合理，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这些纸面上的规则尚未落实到位，疫情依然处于失控状态。“一方面是缺钱，另一方面是缺人。”了解当地情况的专家说。塞拉利昂的政府在卫生行政管理上，除了中央层面有卫生部，在每个地方行政区只有几十人的卫生队。

 

塞拉利昂当地时间11月13日上午，中国在塞拉利昂的第一期公共卫生培训班开课，这标志着中国的公共卫生师资培训援助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人，一起抗击埃博拉！

 

在弗里敦街头，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态度非常友好。除了热情打招呼，有时候甚至冒出“谢谢”、“再见”等中文词汇。

　　

中国的影响力是靠着数十年的勤恳努力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当地人说，塞拉利昂结束内战后，第一批来塞拉利昂帮助建设的就是中国人。在弗里敦，中国企业已为这个饱经战火摧残的城市修筑了多条主干道公路，特别是从市区前往塞中友好医院所在地科索镇的公路，工程质量堪称一流。塞拉利昂的许多重要建筑，包括国家体育场、外交部大楼、警察总部、医院、糖厂等，都是由中国援建。

 

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的表现则赢得了塞拉利昂民众的更多好评。也难怪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把中国称为是“塞拉利昂的患难之交”。

 

这一次，为援非抗击埃博拉准备的教材和宣传品，考虑到塞拉利昂是穆斯林国家，在材料的文字措辞以及颜色搭配上，都有特别的设计。在中国援塞的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专家们还制作了一批印有“We　fight　Ebola　together（我们一起抗击埃博拉）”的T恤，这件衣服在弗里敦大受欢迎。穿着它走在大街上，沿街的行人，不论是商贩还是出租车司机，隔着老远就会大声地打招呼，“China  man! Fight　Ebola　together!（中国人，一起抗击埃博拉！）”边说着，一边还会比划出“V”的手势。

 

副市长“跑堂”的培训班

 

11月14日，在距离记者所在汽车几米远的地方，有人突然倒在了路上。他可能是中暑，或者疟疾发作，但也有可能是埃博拉。身旁的人只是看着，没敢去搀扶。病毒突然来临所带来的恐惧，甚至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

 

“你害怕埃博拉吗？”记者问柯若玛。“当然害怕了。”他摊着手耸耸肩，说：“没办法，这就是生活。”

 

柯若玛是中国公共卫生培训项目的塞方联络人，在第一期培训班的两天里，他一直在课堂上协助各种事务。这位中年人看起来总是笑容可掬，也不介意拿他发福的身材开玩笑。不过，他的实际身份是弗里敦的副市长，据说在塞拉利昂首都的行政机构里是第三把手。中国专家们开玩笑说，这可是位副省级的“课堂助理”。

 

塞方对于培训项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最缺乏有经验的社区工作人员，对他们培训将会对控制疫情非常有帮助。”塞卫生部主管医疗的负责人巴希为了强调这项工作的价值，一口气连说了好几句“very　very　very　useful。（非常非常非常有用）”。

 

（培训班学员分组讨论时，中国专家答疑。曹政 摄）

 

塞方期望值这么高，也让中国的培训专家们感到了些许压力。国内的经验能不能完全用上，跨文化交流会不会遇到障碍，大家心里都没底。不过，两天下来，培训班的效果不错。在课堂上，没有学员随意走动、接打电话，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或是玩手机，所有人都在认真地记笔记、提问题。

 

在培训课程里，有一部分是专门介绍中国抗击传染病的经验。一开始，专家们还担心国情不同，塞方学员理解起来会有难度。事实证明，这个部分是学员们反应最积极部分。“真是太厉害了。”赛弗拉告诉记者。她是弗里敦一家医院的助产士，是被塞方送来接受第一批师资培训的学生之一。“如果我们能试一试，也许效果会很不错。”

 

观念的改变非一日之功

 

对于埃博拉在社区的失控，培训班学员赛弗拉有着直观的感受。“普通人对埃博拉了解得太少了。”她说，“没有人真正有意识地去预防埃博拉的发生。”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葬礼。非洲葬礼的习俗特色成为了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有力推手。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要直接接触死者的尸体，这被疾控专家们认为是引起疾病传播的最大风险。在塞拉利昂最初的疫情重灾区凯内马地区，一位广受敬重的知名传统治疗师在几内亚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去世。数以百计的哀悼者通过参加传统殡葬仪式来缅怀死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场葬礼可能与多达365例埃博拉死亡病例存有关联。

 

面对死亡威胁，改变公众的认知，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显得迫在眉睫。这是中国专家赶到塞拉利昂进行公共卫生培训的目的，但这个问题几乎也是对抗埃博拉疫情工作中最难的一环，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死亡对于当地来说，早就司空见惯。即便生个孩子，也会有很高的死亡风险。这里的艾滋病感染率据当地人说高达17%，而结核病、疟疾等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埃博拉。

 

北京地坛医院的感染控制专家蒋荣猛感慨，观念的改变非一日之功。

 

不过，这些天，记者在弗里敦没有看到葬礼，却遇见了一场婚礼。在大西洋的海岸边，一对新人依偎着交换戒指，亲友们在一旁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在那一刻，对生活、对美好的期望，是对抗恐惧最好的武器。

 

弗里敦流行“埃博拉式握手”

 

如何做好防护是头等大事。9月底开展病毒检测工作以来，中塞双方医护人员实现了“零感染”。

 

由于是直面埃博拉病毒，因此医疗队员和检测队员们在工作时，连体防护服、一次性手套、防护面罩、N99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都会装备齐全。情况比较特殊的是中国公共卫生培训队的队员们。他们培训的教室在塞拉利昂国家图书馆，位于弗里敦最繁华的区域。尽管疫情严重，图书馆依旧照常开放，在培训教室对面的阅览室，每天都有弗里敦市民来借阅书籍。在赞叹这个城市爱读书的人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同时，记者的心里也有点忐忑，来来往往这么多人，防护疫情的风险会成倍增加。

 

（学员在展示培训结业证书。曹政 摄）

 

风险评估和安全问题也成为培训班开课前讨论最多的话题。穿防护衣、戴口罩显然不现实，毕竟培训课程面对的不是病患，老师们如果按照对待确诊病人的做法裹得严严实实，不仅会给沟通带来障碍，甚至可能会引起培训对象的反感。

 

既要确保安全第一，还要尊重当地人的感受，怎么办？培训队里的两位临床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卢洪洲和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的蒋荣猛在分析了埃博拉的传播途径后，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防护原则：不发生肢体接触，注意手卫生。

 

实际上，这两点也已经是塞拉利昂当地防控埃博拉的关键环节。现在塞国人见面都已经不再握手，而是在穿长袖时相互用胳膊肘碰一下，称之为“埃博拉式握手”。

 

此外，考虑到体温升高是埃博拉发病时的典型症状，培训队专门在每天课间休息时，安排当地志愿者给所有培训队员和当地学员监测体温。负责这道程序的两位黑人小伙儿每天举着枪式体温计，对照花名册挨个监测登记，一丝不苟。一次，记者正好有事离开，两位年轻人竟大叫着追了出来，硬是补了一“枪”。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我们不会逞英雄。”疾控专家们说，“我们会用科学的态度应对病毒。”

 

（本文刊登于今日《解放日报》，有删节。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