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子牛：把政治戏拍得自由些

 

伟人也是人

 

上海观察：为什么会接拍这部剧？

 

吴子牛：去年4月我看到了剧本，因为它正面展现“文革”，又对“文革”持否定态度，当时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加上剧本中除了政治上的基本事件我不能动，创作上可以有很大自由度，所以我6月24日就正式进了剧组。

 

上海观察：当时预想过这部剧播出后会这么火吗？

 

吴子牛：电视剧开播当晚，收视率就很高。之前当然也有所预期，但确实没想到会这么火。这个片子描述的是历史紧要关头国家的命运走向，说明国人还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国家的。

 

上海观察：具体到主演的选择上，有过“形似”、“神似”的权衡吗？

 

吴子牛：选马少骅，是经过方方面面权衡的。我坚持选他，首先因为大家对邓小平的形象非常熟悉，必须得有那么一些相像；其次，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也很重要，语言关必须得过，正好马少骅会讲四川话。当然，这次马少骅也付出极大，天天听邓小平的录音。而且他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可为了这个角色，他在一个月内增肥20斤，简直是在拼命。

 

上海观察：拍摄过程中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吴子牛：拍摄过程中场景还原遇到不少困难，因为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观察：有人给电视剧挑错，说粉碎“四人帮”前夕北京并未下雨。你怎么看？

 

吴子牛：电视剧毕竟是创作，下雨是片子表达上的需要。

 

电视剧的开头是我改的。为什么是雨夜，而且是间歇性的雷阵雨？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七灾八难，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船，突然失去了方向。粉碎“四人帮”，我们才能冲破压抑和阴霾，拨云见日；10月7日早上，在西山叶剑英的家，他和华国锋等人走出来时，就是明亮的大晴天了，长安街的人流也是在阳光下的。

 

上海观察：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难免涉及到处理政治、现实与艺术表现的矛盾。剧中有大量的会议场景，怎样避免让它看起来过于沉闷？

 

吴子牛：开始有人把这部剧定位成纪实文献片，我很反感。我在导演阐述里专门谈到，我们不是拍纪录片，也不是拍文献片，而是拍一个富有戏剧张力的故事片。

 

剧本中涉及到开会的拍摄是挺难的。有一段开了5天会，光剧本就9页。整个段落我把它处理得富有层次性，“文革”后幸存的顶级学者，被邓小平以拜师的名义请到北京饭店。一开始没人敢说话，之后一步步打开了话匣子，谈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恢复高考招生就是从这儿来的，我觉得这种处理还是成功的。

 

上海观察：用电视剧塑造一个丰满的伟人形象不容易吧？

 

吴子牛：通常主旋律题材中，伟人的形象只是一个雕像，让我们仰视，不容我们靠近。这次开拍前，我就强调，要尽可能地平视。电视剧一开场，他就端着一盆水，给残疾的儿子擦背。这也是拍摄的一个基调：他既是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和家长。

 

另外，剧中的焦点不完全在中心人物，表现普通百姓的情节也占了很大篇幅。比如田家人和夏家人。这里头很多成功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条命运线，他们的命运都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

 

上海观察：你自己怎样看待邓小平？

 

吴子牛：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思想，没有他的政治魄力，中国不会有今天，我也不会有今天。

 

吴子牛的文革记忆

 

对吴子牛来说，拍这部剧不光是“命题作文”，因为他自己也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1976年到1984年，既是邓小平的光辉岁月，也是吴子牛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这部剧，是吴子牛拍给自己和同龄人的“致青春”。

 

吴子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擅长诗词书画，在四川乐山一带很有名。他的父母都是师范学校的老师，父亲教心理学和教育学，母亲教古典文学。这样的家庭，再加上亲戚中有一些国民党的关系，吴子牛幼时并不愉快。

 

“文革”开始，吴子牛的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成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在那个年月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瞬息万变，无比扭曲。一次他姐姐去学校找父亲，路过锅炉房，看见从里头押出来两个人，脸上均涂满了烟灰和墨汁。若不是在她面前停住，她根本就认不出父亲，而押送人员正是父亲的学生，也是姐姐最好的朋友。姐姐后来连遭这类打击，患上了严重疾病。

 

如同《邓小平》里的田源、夏建国等热血青年，吴子牛也当过知青，曾插队落户到四川乐山大渡河南岸的安谷人民公社。1972年，因为文艺特长，他考上了当地的毛泽东文艺学校，毕业后加入了乐山文工团演话剧。

 

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高考恢复。吴子牛正好赶上了这趟车。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后，吴子牛在河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敢看自己是被拒绝还是被录取。直到天黑了，他才忐忑不安地拆开，看到自己被录取了，他兴奋地跳进河里，“只有冰冷的河水才能让我冷静下来”。

 

吴子牛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那届学生分成3个阶层，第一种是“世家子弟”，像陈凯歌、田壮壮、赵劲，他们的父亲陈怀皑、田方、赵丹都是电影界前辈；“干部子弟”如胡玫、李少红；“平民子弟”如吴子牛、张军钊。

 

“但是我们的成长经历是相似的，都像白纸一样，饥渴地学习电影这种新鲜事物。”在吴子牛看来，“之所以要感谢邓小平，因为他反对血统论，认为人的出身不重要，只要本人爱国、努力就行。我们班里还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女儿，没有邓小平的指示，很多人是不可能招进来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谢飞君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