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曾在此办公，这个百年建筑如何成五四运动策源地

在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距离游人如织的故宫北门咫尺之遥，熙熙攘攘的道路旁，一幢红色砖木结构的百年建筑似乎并不像附近的景点那样显眼。不过，这里却是一个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100年前的5月4日，北京大学进步学生们就是在这幢楼后的广场集合，走向天安门广场，从而爆发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

 

这幢人称“红楼”的建筑，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曾是北京大学校部、文科及图书馆所在地。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平面呈工字形，东西宽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堪称当年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918年初，李大钊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19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在楼内图书馆工作。许多著名学者和新派人物也曾在这里讲过课。深厚的历史和人文渊源，使“北大红楼”历经时代变迁而始终令人瞩目，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为建“红楼”借了22万元大洋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作为百日维新失败后仅存的“新政”，这座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最初选址在与紫禁城咫尺之遥的景山东侧，也就是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院。但随着学科的增加及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有预科宿舍不敷使用，学生多侨居在外漫无约束，经过与法国公使康德商妥，向比利时仪品公司商借大洋22万元，在汉花园新建一座大楼作为学生宿舍。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决定把红楼改成教室。1918年8月31日，红楼竣工，用作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被称为“北大一院”。

 

红楼通高四层，有半地下室，带有典型西洋风格的洋风建筑，正立面上部檐口的三角断山花、顶层的大拱券窗、入口处的塔什干柱式门廊以及两侧坡道的涡卷护栏。置身其间，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在当时的北京实属罕见，非常壮观醒目。

 

以红楼为中心，北大的大小师生公寓散布于沙滩多个街巷，形形色色的商铺林立，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北大红楼，从使用的当年就开启了其辉煌的历史篇章。

 

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在此办公

 

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学术自主、教学自由、百家争鸣，对教授的选聘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

 

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使在北大红楼工作或学习的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与《新青年》编辑部，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阵地。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研究佛学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看到后给予高度重视请来北大做教授，拖着辫子的保皇派怪儒辜鸿铭他也请来，并告诉学生好好跟他学英文，千万别学复辟。

 

1918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曾先后在此任教任职。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在此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当时红楼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和红楼一层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师生们聚合辩论的场所，两处房子被分别称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和“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大家持处士横议的态度，里面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热烈地开展对文学革命的讨论和对旧社会制度、旧思想的掊击。

 

北大向来坚持向社会开放，形成了独特的旁听传统，旁听生中涌现出成舍我、瞿秋白、丁玲、沈从文、台静农等杰出人才。

 

毛泽东当年既是在红楼一层图书馆工作的助理员，也旁听了许多课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对他思想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等北京党组织主要成员都是北大学生，他们曾经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可见北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固的组织基础和领导力量，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五四运动游行从这里出发

 

1919年5月1日，一些北大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了大会。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最后，大会定出了四条办法：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3，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4，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学生队伍的出发地点正是北大红楼。

 

游行运动的总指挥、肩扛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傅斯年后来成为北大代理校长、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台大校长，开启了中国新史学的篇章。白话宣言《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起草者罗家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文言宣言的起草者许德珩后来成为北大政治系教授、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后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还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各地学生也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鉴于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1947年，胡适校长宣布把5月4日作为每年北大校友的返校节，5月4日这天后来也成为今天的北大校庆日。

 

成立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等人在红楼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北方革命活动的中心。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二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启事，对外宣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一次“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上，李大钊上台演讲，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雏鸡破卵而出，是必然之理。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迅速增加，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至少有15人在1923年前加入中共党组织。

 

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南下上海，李大钊秘密护送，途中他们商谈了建党工作，由此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分手后，他们俩分头开始建党筹备工作。

 

不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秘书马马耶夫及翻译杨明斋一行来华。在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上海、北京建党的步伐加快。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率先成立。

 

8月底，北大学生张国焘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建党工作，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先组织北京小组”。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接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又同陈独秀谈起了建党之事。下旬回到北京后，张申府把和陈独秀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两人一致认为要尽快成立组织，发展党员。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11月，张申府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共产党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两人，随后又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袁明熊、华林、王竞林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小组。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不久，小组内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产生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联合，不赞成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分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权力、法律及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经过一番争论，除陈德荣外，其他5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小组。于是，李大钊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转为党员。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

 

（文章资料来源：北京日报、中国文物报、北京城市广播、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