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到那一年】世纪恋人

陈奕迅有一首歌叫《1874》，大意是说，自己命中注定的恋人，可能正好比自己早出生一个世纪。Eason生于1974年，所以他在歌中会这样唱道：“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 ，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互不相识，身处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那么，按照这首歌的逻辑，我是不是也应该去1882年寻找“命中注定的恋人”呢？——是的，我就是去年那个和你们谈“爱觉不累”的小编，生于1982年，今年，让我们继续来谈谈，爱情。

 

我的文史作者陈事美“专注研究大清史二十年”，他告诉我，1882年的中国，慈禧太后开始独裁，一个女人带领衰弱的帝国前行，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这个古老帝国，正成为外国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中法战争即在三年后开打；而在我的故乡上海，十里洋场开始初露端倪，黄浦江畔有了洋行，马路上亮起了煤气灯，若是识字的老百姓，还能买上一份《申报》看看天下大事或是最新商品广告……

 

那么，“命中注定”的恋人会是在哪里呢？是刚刚习惯穿西服，学说ABC的洋行小开？还是屡次应试不第，转而在四马路挥霍花丛的报纸主笔？或者，就是一个每天为生计苦恼的人力车夫？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风气下，一介女流，除了应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几乎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余地。所以，即使幸运地出生于1882，与其说能遇到命中注定的恋人，不如说，自出生起，自己家庭的背景、实力、所处社会阶层，就已经替你决定了将来要遇到人。

 

还是让出生于一个世纪前的恋人停留于浪漫的歌词中吧。作为21世纪的现代女性应该明了，论女性择偶的自主权，没有什么比当下这个时代更好的了。

 

然而，依然还是会有问题。我的金牌作者大头费里尼，同时也是情感专栏作家，他曾说过，恋爱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期问题”，档期碰不拢，就是所谓“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我的理解，所谓档期，并非物理上的时空概念，而更多是指情感在不同时段不同需求的综合反映。就算出生在同一年代，情感的档期依然未必能合拍——这简直是显而易见的，不然，为何越是现代的大都市越是盛产“剩男剩女”，更要命的是，这两大族群之间往往还互相不待见？

 

现代传媒发展的弊病之一，就是喜欢给表象相似，实则各不相同的人和事贴上同样的标签，“剩男剩女”即是一类。被贴上标签的，往往一边急着撕去被贴上的标签，一边还要以各种不堪的形容词加诸对方身上。比如，单身女人看单身男人，必然是“矮穷矬+没有生活情趣”，而反之呢，大概也不出“心气太高+作天作地”的路数。所以，剩男剩女两大族群的互相理解，几乎已成为不可能之事。

 

要互相理解，不如从明白自己的档期开始。用大头费里尼的话说，我是谁，我要找谁，什么时候找，去哪里找。人终其一生，总得在某个清醒的片刻，审视自己，校正人生。两个“档期”合得上，比起所谓特定时空中的“命中注定”，来的更现实。

 

如果说，“爱觉不累”是态度问题，那么明白自己的“档期”，并能找到“档期”与之相契合的另一半，更多的是技术问题。怕只怕，还未真正去倾听自己内心真实所想，也未有足够耐心去和另一半磨合档期，就开始感慨“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

 

以前写过一篇“图灵机”的稿子，有计算机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几十年，机器没有变得越来越像人，人倒反而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比如，在大多数电话或网络服务中，用户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某个数字（账号、会员号等），人们正在以机械的方式回答机械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感情问题，我觉得也是类似。身处感情中的红尘男女，恨不得拿着量杯和直尺衡量双方的付出和得到，计算着某一个“指标”超过某一个阈值时，就该及时“报警”，宣告这段感情“不治”。

 

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恋人有什么好，那么，应该是那时候的人心比较单纯吧。

 

我的另一位金牌作者“辛悬”，他在网络世界有个更著名的名字“傅踢踢”，他在自己的情感专栏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因你之故，我们越过秋山，忘记圆满”。我喜欢这句话，不仅仅因为它有类似港台歌曲歌词般的押韵。

 

年少时，我们总是期待有那样一个完美的恋人从天而降，如李大仁，如何以琛，或是在1882年出生；经过世事历练后，我们会发觉，处理好情与爱，如其他事情一样，都需要理性与感性的双修。明白自己的“档期”是理性，用足够的爱与忍耐去越过秋山，则是感性。而最最重要的，是对当下的不怨尤、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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